前輩議論，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礙者。張文潛云：“《詩》三百篇，雖云婦人婦子小夫賤隸所為，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，如‘七月在野’至‘入我床下’，于七月已下，皆不道破，直至十月方言蟋蟀，非深于文章者能為之邪？”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，若周公、召康公、穆公、衛(wèi)武公、芮伯、凡伯、尹吉甫、仍叔、家父、蘇公、宋襄公、秦康公、史克、公子奚斯，姓氏明見于大序，可一概論之乎？且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字，九月在戶，本自言農(nóng)民出入之時耳，鄭康成始并入下句，皆指為蟋蟀，正已不然，今直稱此五句為深于文章者，豈其余不能過此乎？以是論《詩》，隘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