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大夫論利害，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，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，亦當科別其故，使人主擇而處之，乃合毋隱毋欺之義。趙充國征先零，欲罷騎兵而屯田，宣帝恐虜聞兵罷，且攻擾田者。充國曰：“虜小寇盜，時殺人民，其原未可卒禁。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為寇，則出兵可也。即今同是，而釋坐勝之道，非所以視蠻夷也。”班勇乞復(fù)置西域校尉，議者難曰：“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？”勇曰：“今置州牧以禁盜賊，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，臣亦愿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。今通西域，則虜勢必弱，為患微矣。若勢歸北虜，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。置之誠便。”此二人論事，可謂極盡利害之要，足以為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