總論流寇亂天下

　　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，不過饑寒之民，嘯聚山谷，所謂寇也。此五六七年間，放劫千里，出沒無方，此則所謂流寇也。迨至十一二年后，則不然矣，非復(fù)草賊行徑矣。又十四五年后，則不然矣，非復(fù)竊據(jù)行徑矣。夫當其作難之始，為剿為撫，固亦易耳。奈當事者寡識，竟無成策可慨也。初時握兵者，尚猶中智以上，非無戰(zhàn)勝之威也，乃卿大夫局外易言，刻期責效，終未有成功。迨至話言有間，任用勿專，劫代毅，括代頗，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，肆虐生靈，繼之以用〈穴七〉楊嗣昌，詿誤軍事。于是中原陸沈矣。元惡既憝，盈庭狠顧。陳睿謨龍鐘也，宋一鶴乳臭也，格例緣夤，草草推用，節(jié)制無術(shù)，將不知兵，兵不能兵。非惟是也，兵之厲民，更甚于賊，而楚事乃復(fù)大裂矣。是故民怨天怒，饑疫頻仍，同類相合，人死如亂麻。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。據(jù)中原，吞江漢，襲三秦，凌晉躋蜀，則民心使然也。夫斂重而民窮，民窮而盜起。此自古皆然，豈待智者而后知哉。明朝制度詳嚴，內(nèi)重而外輕，君尊而臣卑，法相繩，權(quán)相制，雖有奸臣，不能作大逆；雖有豪杰，不能建奇功。然而取民之制甚煩，養(yǎng)民之制甚略。遇聞先臣馮琦之言曰：本朝之患，不在外戚，不在宦官，不在大臣，不在藩鎮(zhèn)敵國，他日所為國家憂，惟在宮府之隔、閭合之匱耳。憶丙子歲予道淮上，見一父老談流寇事云：此寇不速除，且與國家相終始。既而歸里，從士大夫飲，聞邸報寇警，士大夫皆言草賊也，不足為大憂。有書生應(yīng)言官，更歷數(shù)年，將無大梟雄乘亂而起者乎？夫閭閻之匱也，寇盜之患也，五十年之前，有淮上父老知之，里巷書生知之，而當涂之卿大夫，豈盡鈍根乎？蓋以留情富貴，未嘗以國家為念耳。迨至大廈突傾，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。豈不傷哉！雖然，庸奸之列朝廷也，貪污之遍郡邑也，懦將悍兵之耗餉于營幕，而殘賊猾寇之蹂躪夫海內(nèi)也；俱天之所以開大清也。嗚呼！天之所廢，天之所興，人孰得而止之？夫亦可存而不論。論而不議也已（四月十六日書）。

　　論明季致亂之由

　　明之所以失天下者，其故有四。而君之失德不與焉。一曰外有強鄰：自遼左失陷以來，邊事日急矣，邊事急不得不增戍，戍增則餉多，而加派之事起。民由是乎貧矣。且頻年動眾，而兵之逃潰者，俱嘯聚于山林，此亂之所由始也。二曰內(nèi)有大寇：張、李之徒，起于秦、豫，斯時欲以內(nèi)地戍兵御賊，則畏懦不能戰(zhàn)，欲使邊兵計賊，則關(guān)鎮(zhèn)要沖，又未可遽撤。所以左支右吾，而劇賊益橫而不可制。三曰天災(zāi)流行：假流寇擾攘之際，百姓無饑饉之虞，猶或貪生畏死，固守城池，賊勢稍孤耳。奈秦、豫屢歲大饑，齊、楚比年蝗旱，則窮民無生計，止有從賊劫掠，冀緩須臾死亡矣，故賊之所至，爭先啟門，揖之以入，雖守令亦不能禁。而賊徒益盛，勢益張大，亂由是成矣。四曰將相無人：當此天人交困之日，必相如李泌、李綱，將如汾陽、武穆，或可救亂于萬一，而當時又何如也？始以溫體仁之忌功，而為首輔；繼以楊嗣昌之庸懦，而為總制；終以張縉彥之無謀，而為本兵；可謂相有人乎？至如所用諸將，不過如唐通、姜瓖、劉澤清、白廣恩之輩，皆愛生惡死，望風逃降者。將相如此，何以御外侮、除內(nèi)賊邪？夫是四者有其一，亦足以亂天下，況并見于一時，有不土崩瓦解者乎？試譬之一家，強鄰寇于門庭，竊盜據(jù)于堂奧，為有司者，復(fù)敲肌撲骨以婪其財，而左右仆御莫不抱頭鼠竄而去，則了了一主，欲不弊得歟？更喻之人身有疾，邊警者腰背之患也，張、李者腹心之患也，水旱螽蟲者傷寒失熱之患也，一身而有三患，勢已難支，更令庸醫(yī)調(diào)治之，其亡可立而待耳？明季之世，何以異此？然則必何如而后可。曰：止有和守戰(zhàn)三策而已。憶自錦州之役，良將勁兵喪歿殆盡，遂致強鄰有輕中國心，而邊警日至，使當日以洪承疇為總制，吳三桂為總?cè)?，嚴兵固守，而勿與戰(zhàn)，且甘言厚幣以和之，則十余萬之師，固可保障東方，是則策遼事者不宜戰(zhàn)而宜和。若乃自成者，賊寇之雄也，敕孫傳庭以重兵踞潼關(guān)，而命盧象升、周遇吉時出銳師策應(yīng)，則高杰、白廣恩等，必不覆潰，而西安固矣。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入燕。是則為秦事計者，當以守為正，而戰(zhàn)為輔。至于獻忠一兇殘之賊耳，其勢不逮自成遠甚，則又當以戰(zhàn)為正，而守為輔矣。茍令史可法、周遇吉、左良玉、曹文詔、黃得功等會浙直兵，四面攻之，則可以敗滅。獻忠既破，則良玉二十萬之眾可與傳庭十六萬之師，相為犄角，內(nèi)外拒戰(zhàn)，而自成可圖矣。張、李既平，則強鄰雖或深入，亦未必遽至危亡。奈當事者戰(zhàn)守無策，任用乖方，使洪、盧陷于東鄙，傳庭覆于潼關(guān)，良玉潰于朱仙，遇吉死于寧武，敵寇交侵，兵民胥叛，釀成大禍，而不可救。悲夫！遇觀趙宋之南渡也，兀術(shù)大舉入寇，楊太據(jù)洞庭，與劉豫通，欲順流東下，李成大陷襄陽六郡，將自江西陸行，趨浙與大會。是時天下之勢亟矣，設(shè)他人當此，必有甲申之禍，幸有武穆者，為制置使以備之，奏襄陽為恢復(fù)中原根本，當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，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盜，此識先后著者也。未幾襄陽復(fù)、洞庭平，而金兵亦不能為大患，得以偏安江左者，百有五十載。所謂元氣既固，而外疾亦漸除也。惜明季諸人，見不及此，此予故作是篇，以悉其致亂之由焉。

　　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，予編北略初成并書此論以附識之（社〈土夅〉王館用賓氏草）